哲學人生筆記 -《介於人性、神性和靈性之間的歷史》
歷史語境中的台灣艋舺龍山寺和德國來比錫尼可萊教堂
神明的世界裡有秩序嗎？祂們如何呼應人世的祈求？祂們會永遠記得人世間的祈願嗎？自從我的啟蒙求學歲月起，我的生活中一直不乏接觸宗教的機會和場所，從家庭裡的神、佛、祖先祭拜；中學和大學曾分別就讀於天主教、基督教會系統所辦的學校；在德國求學的多年歲月裡，我有幸寄宿在天主教聖方濟教會的修道院宿舍；我也曾交往過來自東正教的東歐同學和來自什葉派回教國家伊朗的同學、也曾經交往過信仰印度教的同學、日本神道教的同學和德國新教的同學。我當然也曾經和在大學攻讀神學專題的神職同學論證信仰之意義。
二十餘年來，我從事德語系國家相關的商務活動，我和客戶之間雖然所屬的宗教文化和立場不同；但是，卻無礙於彼此的情誼和對世事造化的關懷。現在，我多了一項專業身分，就是作為一位德語導遊，我有機會為德語系國家的來賓們介紹講解，在台灣這一個不斷移民化的社會中，所呈現的多元的宗教場域文化現象。
我認為，我過往所抱持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一種優勢，它可以讓我以宗教的“他者”身分去講述台灣宗教信仰的歷史感、庶民性和寺廟建築在空間場域的社會性。但是，這些面向的宗教文化導遊，何嘗不是高層次的挑戰？我能從人性面觀照台灣庶民的宗教信仰；但是，對於不曾投入投入信仰的我，能夠對來賓講述台灣庶民宗教的神性嗎？
尤其，對於來自基督教文明的德語系國家的來賓，聖靈的見證作為–種神性，當我在介紹台灣庶民宗教和寺廟建築和空間場域時，兩種不同宗教場域文化的座標，如何能相互參照？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中的靈性存在或不存在嗎？尤其，當我在宗教導遊時可能隱喻靈性的可能或不可能時，來賓會如何理解我話語中的真誠？
我認為，每一次的台灣宗教寺廟導遊，對於我，都將是一次新的人性體驗，同時也是神性見證的探索。但是，我更期望的是，即使我迄今未曾投入信仰，在講述的話語中仍無礙於呈現我個人的靈性；那是–種我生命當中等待已久的智慧。正是所謂的“靈光乍現”，那也是思想能量的瞬間核反應。
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證實的一個命題；因此，信仰不可以理性去驗證。作為康德哲學的愛好者，我對於涉及“信仰” 的命題論述都抱持謹慎的態度。
2011年三月中旬初春的週末，我為三位德國學者作台北市的文化景觀德語導遊時，主動建議他們，在台北市的一日遊景點中，是否願意參觀艋舺龍山寺？源自於他們的專業背景和國土空間秩序、歐盟的區域發展政策有關。當他們聽我說到艋舺龍山寺的建築歷史時，不約而同地表示，艋舺龍山寺作為歷史的宗教文化景點，他們有極大的興緻，前去一窺究竟。
先前，我曾經因為他們可能會在意異教信仰的敏感性而敬謝不敏。孰知，德國來賓竟能先將自己的宗教身分放下，進而，以專業學者的身份走進東方異教的場域；這也是對我的導遊專業的一次試煉。
那一個週末的下午，在香火鼎盛的艋舺龍山寺的正門前，我對來賓們先講解艋舺龍山寺的地緣位置和台北市作為北台灣重要的移民落腳位置的歷史和地緣關係。隨後，我講到台灣的近代史上，艋舺龍山寺除了作為庶民宗教信仰的場所，提供了消除移民心靈惶恐不安的社會性功能之外；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更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現代史中，在首都發生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場域符號和庶民的改革訴求意志匯流，形成後來促成萬年國會全面改選的巨大能量，形塑代表台灣人民的最高民意的新國會。
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符號，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也確立後來艋舺龍山寺在台灣政治本土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我提醒來賓們注意到宗教建築場域和符號世俗化的功用，在德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景；我問來賓們是否有印象？
來賓們想了一會兒，其中有一位教授說：我是否指的就是1517年奧古斯丁修道會的修士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發動的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我說，那應該算是基督教世界內部對教義見解的分歧。馬丁路德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因信稱義”，經由禱告而直接與上帝溝通，不必經由教會中介；而且，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是後來基督新教對梵帝崗天主教展開抗議分離的開始，進而形成今天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文化面貌。
然而，我所指的是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前廣場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東德人民，除了之前，已不斷地向東歐鄰國匈牙利等國出走奔向西德外，當日有許多來北錫的群眾湧向和聚集在尼可萊教堂前的廣場，訴求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終於匯集成為後來促成柏林圍牆倒下和德國統一的一股先驅巨潮力量。教授們此時似乎終於理解了我提供的歷史印象的見證和我所要強調的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歷史意識作用。
神明的世界裡有秩序嗎？祂們如何呼應人世的祈求？祂們會永遠記得人世間的祈願嗎？自從我的啟蒙求學歲月起，我的生活中一直不乏接觸宗教的機會和場所，從家庭裡的神、佛、祖先祭拜；中學和大學曾分別就讀於天主教、基督教會系統所辦的學校；在德國求學的多年歲月裡，我有幸寄宿在天主教聖方濟教會的修道院宿舍；我也曾交往過來自東正教的東歐同學和來自什葉派回教國家伊朗的同學、也曾經交往過信仰印度教的同學、日本神道教的同學和德國新教的同學。我當然也曾經和在大學攻讀神學專題的神職同學論證信仰之意義。
二十餘年來，我從事德語系國家相關的商務活動，我和客戶之間雖然所屬的宗教文化和立場不同；但是，卻無礙於彼此的情誼和對世事造化的關懷。現在，我多了一項專業身分，就是作為一位德語導遊，我有機會為德語系國家的來賓們介紹講解，在台灣這一個不斷移民化的社會中，所呈現的多元的宗教場域文化現象。
我認為，我過往所抱持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一種優勢，它可以讓我以宗教的“他者”身分去講述台灣宗教信仰的歷史感、庶民性和寺廟建築在空間場域的社會性。但是，這些面向的宗教文化導遊，何嘗不是高層次的挑戰？我能從人性面觀照台灣庶民的宗教信仰；但是，對於不曾投入投入信仰的我，能夠對來賓講述台灣庶民宗教的神性嗎？
尤其，對於來自基督教文明的德語系國家的來賓，聖靈的見證作為–種神性，當我在介紹台灣庶民宗教和寺廟建築和空間場域時，兩種不同宗教場域文化的座標，如何能相互參照？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中的靈性存在或不存在嗎？尤其，當我在宗教導遊時可能隱喻靈性的可能或不可能時，來賓會如何理解我話語中的真誠？
我認為，每一次的台灣宗教寺廟導遊，對於我，都將是一次新的人性體驗，同時也是神性見證的探索。但是，我更期望的是，即使我迄今未曾投入信仰，在講述的話語中仍無礙於呈現我個人的靈性；那是–種我生命當中等待已久的智慧。正是所謂的“靈光乍現”，那也是思想能量的瞬間核反應。
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證實的一個命題；因此，信仰不可以理性去驗證。作為康德哲學的愛好者，我對於涉及“信仰” 的命題論述都抱持謹慎的態度。
2011年三月中旬初春的週末，我為三位德國學者作台北市的文化景觀德語導遊時，主動建議他們，在台北市的一日遊景點中，是否願意參觀艋舺龍山寺？源自於他們的專業背景和國土空間秩序、歐盟的區域發展政策有關。當他們聽我說到艋舺龍山寺的建築歷史時，不約而同地表示，艋舺龍山寺作為歷史的宗教文化景點，他們有極大的興緻，前去一窺究竟。
先前，我曾經因為他們可能會在意異教信仰的敏感性而敬謝不敏。孰知，德國來賓竟能先將自己的宗教身分放下，進而，以專業學者的身份走進東方異教的場域；這也是對我的導遊專業的一次試煉。
那一個週末的下午，在香火鼎盛的艋舺龍山寺的正門前，我對來賓們先講解艋舺龍山寺的地緣位置和台北市作為北台灣重要的移民落腳位置的歷史和地緣關係。隨後，我講到台灣的近代史上，艋舺龍山寺除了作為庶民宗教信仰的場所，提供了消除移民心靈惶恐不安的社會性功能之外；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更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現代史中，在首都發生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場域符號和庶民的改革訴求意志匯流，形成後來促成萬年國會全面改選的巨大能量，形塑代表台灣人民的最高民意的新國會。
記得其中有一位教授，問我何以知道此一段德國近代史？我回應到，1989年是我人生中困惑的一年，我選擇遠赴德國讀書解惑；但是，歷史的機遇讓我見證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的偉大事件，包括後來柏林圍牆倒下的當日，我也正好在西柏林的布蘭登堡附近。
艋舺龍山寺的空間場域符號，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也確立後來艋舺龍山寺在台灣政治本土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我提醒來賓們注意到宗教建築場域和符號世俗化的功用，在德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景；我問來賓們是否有印象？
來賓們想了一會兒，其中有一位教授說：我是否指的就是1517年奧古斯丁修道會的修士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發動的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我說，那應該算是基督教世界內部對教義見解的分歧。馬丁路德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因信稱義”，經由禱告而直接與上帝溝通，不必經由教會中介；而且，九十五條宗教改革宣言是後來基督新教對梵帝崗天主教展開抗議分離的開始，進而形成今天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文化面貌。
然而，我所指的是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前廣場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東德人民，除了之前，已不斷地向東歐鄰國匈牙利等國出走奔向西德外，當日有許多來北錫的群眾湧向和聚集在尼可萊教堂前的廣場，訴求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終於匯集成為後來促成柏林圍牆倒下和德國統一的一股先驅巨潮力量。教授們此時似乎終於理解了我提供的歷史印象的見證和我所要強調的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歷史意識作用。
當時來比錫尼可萊教堂的場域符號之烙印在我心中，就如同艋舺龍山寺前的政治反對運動和庶民力量匯流的形勢，我作為台灣人關心這塊心愛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一樣，注定會成為我心中的歷史情感；在我的人生歲月中，作為追求思想進步的我，曾經分別有機會關注艋舺龍山寺和來比鍚尼可萊教堂前民主改革運動的訴求，也都予以默默的祝福。
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我堅定地體認到時代潮流的走向和趨勢力量的無可阻擋，但是在媒體上仍然感受到群眾有些焦慮不安，有可能是一場悲劇收場；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展開，無論是何者，這種焦慮和期望都是人性真實面的呈現。
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神性在關鍵時刻為人性的焦慮不安和祈願渴望提供了庇護助佑的功用；艋舺龍山寺和來比錫的尼可萊教堂相隔萬里，竟有神似的歷史場域功用；當我將話語的場景帶回到2011年三月初春的艋舺龍山寺前；此時，我又以作為一位德語導遊，能為來自德國的來賓們講述這一段我們彼此都曾經歷過的歷史印象故事，這是我和來賓們的靈性互通的見證嗎？誰為我們的相識作成了跨文化的聯結？
在隨後，我依循參訪寺廟山門的規範，向來賓講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風水學的四象學格局和右進左出的進出方向秩序。我提示來賓們，從古埃及金字塔、希臘的神廟到東方的印度和中國的建築文化都存有一種潛在的堪輿格式規範，上自帝王到一般人民都受到這種空間秩序觀念的規範。
我向各位來賓提問，以他們作為國土空間秩序學者的專業背景，若活在四大古文明的時代，是否就是這一範疇領域的專家？來賓們可能有些意外，這位導遊竟然反過來考問客人，而且還問這種消遣性的類比式問題，將他們這些科學家比擬為堪輿師！
孰知，不愧是學者，他們展現專家謙遜的風範；團長告訴我，作為曾經受到過德國學術教育影響的我，必然知道，他們的學術研究範疇各有專精，經常有機會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訪問；在探索古老的文明之旅時，她自己經常體驗到震撼和激動。那是來自於，即使已經是受到尊重的專家權威，但是，感嘆所知的部份仍然有限，而自己所不知的部份仍然多不可數。
我感佩團長的謙虛，只好趕快知趣地引用日本德川時代“奧之細道”作者松尾芭蕉的俳句“月日者百代之過客” 來安慰她；並且回應她：“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也是我的無奈。更何況，今日的我們來到寺廟，在萬能的眾神之前，我們必然是謙卑的眾生，像現場的眾多香客，來到神明前訴說自己的無能、無助和無奈，祈願眾神護佑微弱的廣大眾生和庇護我們的國家能夠國泰民安。
然而，就在要跨越第一進的門檻時，我正要提醒來賓們請勿踩踏門檻，以示低頭謙卑時，作為團長的女教授未待我語畢，以為我要提醒她注意安全，竟已站在門檻上而進退不得，問我該如何化解此一無意的冒犯。
她的同事們和週遭的本地群眾或日本觀光客們也不約而同地投以關注的目光；我見到她的困窘狀況，立即告訴她，艋舺龍山寺的神明也會尊重“女士優先，包容一切” 此一國際禮儀，不知者無罪；稍後，我也會親自示範向神明請罪，是我作為導遊而接待不夠週到。
當日，正好有佛教法會，信徒們虔誠跪拜禮佛誦經。有來賓要我解釋台灣佛教和達賴喇嘛的佛教有何不同？我解釋其中的不同，在於，大乘佛教在台灣，已經融入社會成為現世的社會宗教教育事業；而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是強調轉世的因緣以追求來世的幸福。
但是，我又說，台灣社會大眾的宗教觀都重視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也就是教化眾生、行善助人的社會性。因此台灣社會不曾有不同宗教的緊張和對立。因此，各位來賓可以在艋舺龍山寺親自得到見證，不同的宗教和神祇被供奉在同一座寺中。
這種現象說明了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不僅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也接納移民帶來的宗教信仰，進而艋舺龍山寺成為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一個典型。包容一切不同是移民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台灣正在向世界呈現這一項優點。
在我解說供桌上的豐盛多彩的水果和糕餅供品時，團長問我，台灣人民如何確認眾神喜歡吃這一類的供品？真是大哉問！這也是我自幼就存在的神學問題！作為導遊，我只好回答：“台灣人喜歡吃的食品，台灣人都會和神明分享！”。
這時候，另一位教授指著樓上陽台的地方，隨著搖滾音樂擺動的電音三太子，問我那是台灣人和神明分享的玩具嗎？我回答說：台灣的庶民宗教信仰並不存在西方式的神聖和世俗的二元範疇，宗教就是庶民生活的一部份。因此庶民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必然會擴及到神明的世界；台灣人民是根據人性的世界去創造神性的世界。
離開艋舺龍山寺前團長告訴我，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場域和現象讓他們太震撼了！她代表全團，感謝我親切體貼又豐富的知性導遊。我回謝來賓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作為德語導遊，我很榮幸和自豪，能在介紹和探索台灣的首都和文化給德國來賓時，能貢獻屬於我的部份，對於我，本次導遊是一種很大的喜悅。
一 週之後，我收到團長自柏林傳來溫馨的致謝函；導遊的場景和對話不時浮現在心頭；我知道唯有以文學筆記的手法，記下這一場難得的對話之旅，才有助於我個人的導遊專業的成長。
這一場宗教建築場域的導遊也是我遊走於個人的歷史記憶中，希望藉由在主客對話的語境中，呈現出我個人的人性特質和對於宗教的神性認知尊重；更期待的是在文學式的對話語境中，主客之間即使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必然存在一種作為人類共有的靈性。
圖片來源：德國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圖片引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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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我堅定地體認到時代潮流的走向和趨勢力量的無可阻擋，但是在媒體上仍然感受到群眾有些焦慮不安，有可能是一場悲劇收場；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展開，無論是何者，這種焦慮和期望都是人性真實面的呈現。
宗教建築場域符號的神性在關鍵時刻為人性的焦慮不安和祈願渴望提供了庇護助佑的功用；艋舺龍山寺和來比錫的尼可萊教堂相隔萬里，竟有神似的歷史場域功用；當我將話語的場景帶回到2011年三月初春的艋舺龍山寺前；此時，我又以作為一位德語導遊，能為來自德國的來賓們講述這一段我們彼此都曾經歷過的歷史印象故事，這是我和來賓們的靈性互通的見證嗎？誰為我們的相識作成了跨文化的聯結？
在隨後，我依循參訪寺廟山門的規範，向來賓講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風水學的四象學格局和右進左出的進出方向秩序。我提示來賓們，從古埃及金字塔、希臘的神廟到東方的印度和中國的建築文化都存有一種潛在的堪輿格式規範，上自帝王到一般人民都受到這種空間秩序觀念的規範。
我向各位來賓提問，以他們作為國土空間秩序學者的專業背景，若活在四大古文明的時代，是否就是這一範疇領域的專家？來賓們可能有些意外，這位導遊竟然反過來考問客人，而且還問這種消遣性的類比式問題，將他們這些科學家比擬為堪輿師！
孰知，不愧是學者，他們展現專家謙遜的風範；團長告訴我，作為曾經受到過德國學術教育影響的我，必然知道，他們的學術研究範疇各有專精，經常有機會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訪問；在探索古老的文明之旅時，她自己經常體驗到震撼和激動。那是來自於，即使已經是受到尊重的專家權威，但是，感嘆所知的部份仍然有限，而自己所不知的部份仍然多不可數。
我感佩團長的謙虛，只好趕快知趣地引用日本德川時代“奧之細道”作者松尾芭蕉的俳句“月日者百代之過客” 來安慰她；並且回應她：“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也是我的無奈。更何況，今日的我們來到寺廟，在萬能的眾神之前，我們必然是謙卑的眾生，像現場的眾多香客，來到神明前訴說自己的無能、無助和無奈，祈願眾神護佑微弱的廣大眾生和庇護我們的國家能夠國泰民安。
然而，就在要跨越第一進的門檻時，我正要提醒來賓們請勿踩踏門檻，以示低頭謙卑時，作為團長的女教授未待我語畢，以為我要提醒她注意安全，竟已站在門檻上而進退不得，問我該如何化解此一無意的冒犯。
她的同事們和週遭的本地群眾或日本觀光客們也不約而同地投以關注的目光；我見到她的困窘狀況，立即告訴她，艋舺龍山寺的神明也會尊重“女士優先，包容一切” 此一國際禮儀，不知者無罪；稍後，我也會親自示範向神明請罪，是我作為導遊而接待不夠週到。
當日，正好有佛教法會，信徒們虔誠跪拜禮佛誦經。有來賓要我解釋台灣佛教和達賴喇嘛的佛教有何不同？我解釋其中的不同，在於，大乘佛教在台灣，已經融入社會成為現世的社會宗教教育事業；而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是強調轉世的因緣以追求來世的幸福。
但是，我又說，台灣社會大眾的宗教觀都重視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也就是教化眾生、行善助人的社會性。因此台灣社會不曾有不同宗教的緊張和對立。因此，各位來賓可以在艋舺龍山寺親自得到見證，不同的宗教和神祇被供奉在同一座寺中。
這種現象說明了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不僅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也接納移民帶來的宗教信仰，進而艋舺龍山寺成為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一個典型。包容一切不同是移民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台灣正在向世界呈現這一項優點。
在我解說供桌上的豐盛多彩的水果和糕餅供品時，團長問我，台灣人民如何確認眾神喜歡吃這一類的供品？真是大哉問！這也是我自幼就存在的神學問題！作為導遊，我只好回答：“台灣人喜歡吃的食品，台灣人都會和神明分享！”。
這時候，另一位教授指著樓上陽台的地方，隨著搖滾音樂擺動的電音三太子，問我那是台灣人和神明分享的玩具嗎？我回答說：台灣的庶民宗教信仰並不存在西方式的神聖和世俗的二元範疇，宗教就是庶民生活的一部份。因此庶民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必然會擴及到神明的世界；台灣人民是根據人性的世界去創造神性的世界。
離開艋舺龍山寺前團長告訴我，台灣庶民宗教信仰的場域和現象讓他們太震撼了！她代表全團，感謝我親切體貼又豐富的知性導遊。我回謝來賓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作為德語導遊，我很榮幸和自豪，能在介紹和探索台灣的首都和文化給德國來賓時，能貢獻屬於我的部份，對於我，本次導遊是一種很大的喜悅。
一 週之後，我收到團長自柏林傳來溫馨的致謝函；導遊的場景和對話不時浮現在心頭；我知道唯有以文學筆記的手法，記下這一場難得的對話之旅，才有助於我個人的導遊專業的成長。
這一場宗教建築場域的導遊也是我遊走於個人的歷史記憶中，希望藉由在主客對話的語境中，呈現出我個人的人性特質和對於宗教的神性認知尊重；更期待的是在文學式的對話語境中，主客之間即使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必然存在一種作為人類共有的靈性。
圖片來源：德國來比錫尼可萊教堂圖片引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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