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us with Ray - 理性之光

突然嗎？當代的精神現象和語境主流是「回來」。那是一種「鮭魚返鄉」的隱喻，為了「傳承」；不「回來」，無以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 以「個案」來串流成為普遍的時代精神：米國總統「拜登君」向浮世既「告別」，也「再見」的「金句」：“米國回來矣！”。於是，,在阿富汗，看到米軍撤兵回國。 「盎格魯蕯克遜語人」所建立的國家澳大利亞、英國和米國，在與外語系人交手多年後，還是自己人較知心和知音，「回來」是一個不錯的方向，可以建立AUKUS的「三國同盟」。 「非我族類」的「高盧人」法國自然不在「同温層」內；籠中的「喜鵲」飛走矣！。此忍，孰不可忍？法國總統滿腹怨氣，當然只好向老友中國學習，召回駐在「結怨國」的大使。 這個時代，「鮭魚返鄉」，回來矣！當然，還不計許多躲避駐在國的嚴重疫情而「回來」的「疫災難民」。若以為浮世只有以上的「回來」個案，不免涉世不深；阿富汗的「神學士」回來了！女人的蒙面罩袍也回來矣！ 中國的「毛澤東主義」的精神和「集體公有制」已回來了！在台灣，據說「孫中山」也被嚷著要回來「不肖信徒」流亡的「貴寶地」；有些「老人」為這種「返祖」的精神現象和語境雀躍不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是嗎？ 這個時代有一個「大哉問」，就是：“「回來」，應該作何感想？”。只有「傳承」是不夠的，還要再出發。哲學之語提示：“如果不出發，就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遠”？誠是也！

語言是牢籠，更是武器；在正常情況下，是思想、表意和用於對話溝通的工具。在不同的專業領域，有不同的專業語言，「精確」是被強調的特性，法律學尤其需要定義用詞，以彰明法意和觀念。 德國強調自己的「法治國」特質；學術上，修習法律學必須加強「法律德文」的理解和表述能力；另外，為了查索古典文獻，拉丁文的能力也要具備；研習國際法，更需要強化法文和英文的能力。這些語文能力都被統攝於哲學語系。 以上所述者，偏重在能力的練基本功；經驗上，修習多項語言是為自己建構不同的語系知識和理解異文化的世界。俺認為，珍貴的意義在於從語系的文化中，學會異民族所強調的學養和高貴的價值。從觀察教育的學養過程中，大致上，可以看出這個民族有無可能偉大和高貴。 拉丁文語境蘊含古羅馬時代傳下來的人生事理和智慧；俺受其影響，而自我勉勵，要在用語行文中帶有人性的感情溫度和表現作為人的理性。一個人的用語修辭，所反映的，如果缺少高貴的靈魂，所能呈現的，只是自己的粗俗和缺少學養的虛無。 語言的墮落，表現在赤裸低俗而不自知，却被流播出去成為怪異荒謬的鸚鵡學話，被有話語權的強勢者引為踐踏文明的武器。

「師節」至，有「師者群組」擬辦一場「群聚」，「師校」畢業至今，各在一方，發揮所長。有誨人不疲倦的「教師」，也有打人不手軟的「拳師」，也有吹牛不打稿的「喇叭師」，更有賺錢不報稅的「魔術師」，還有志在沙場掛肩星的「師長」。 術業有專攻，聞道不求先。反正，好學之徒好欺，「菜鳥」很好騙，只怪先卡位者為師，後來者為徒。師者有事，徒弟看著辦，弟子服其勞。「師者群聚」，「師者」，想去炫耀又怕感染「大頭症」；頭銜地位不比不知高下。 有武家名師，開舘授徒，自號「舘長」，肌肉比別人大好幾號，天啊！怎麼練出來的？也有擅於玩弄數字者，名號「會計師」，真帳、假帳各自表，存乎一心。另有「異業結盟」的師者，玩弄法條和玩弄法術者一家親，名片上都冠以「法師」。 阿彌陀佛！別忘了！還有「老衲貧僧」，也是「空無大師」。哇…！各行各業，都有師校桃李，人之患在好為「師者」，專司解惑。傳道，過獎矣！授業？不好意思！自己也不太寫作業，怎麼授業？ 相見不如懷念！今年的「師節」竟有吃不開的落難「師者」；「殺雞師」引起雞飛狗跳，正被隔離看管中。還有「烤鴨師」、「板鴨師」，被「鴨子總會」控告：老是與鴨子族群過不去的「打鴨歧視罪」。

「變革」之名，中國的極權者正展開以「收緊」為目的的「整肅」(Purge)；狂風暴雨將至，影響所及，在台灣那些以唱好、說好中國故事的「協作勢力」，恐怕自己也不知所措。「有錢人」，只要曾經認為「中國一定強」的台灣人，眷戀中國仍有待實現利益的期盼者，聰明一些，遠離中國，不再回首才能倖存保全。 客觀形勢的惡化，不以主觀善願而轉變方向。即使中國的「墨索里尼」，習近平，自己玩火自焚，却仍要自信，浴火鳳凰是從火雞「變革」而來的。中國的皇權歷史中，有過許多次的「變法」，最後無一有成，本質上，都是「奪權鬥爭」。 看到中國的文藝界，尤其知名藝人被批鬥消失，在台灣的媚中藝人，應該有說不得的驚嚇；中國那裡，是回不去矣！以前，不看在眼裡的「鬼島台灣」，日後也沒機會矣！至少，中國正在狂風暴雨，還好尚有台灣可以作為安全的「諾亞方舟」。不要再嫌棄台灣了！ 藝人，藝在那？表演只是藝能形式，重要的，在於文化的自由涵養和宗教的精神皈依。中國的歷史上，藝人只是被「工具化」和「寵物化」的「蓄優」，被認為容易「腐化」和「無義」。於是，政治上，可娛！可樂，更可棄！ 一如宗教，中國歷史上，看似儒教、釋教和道教爭寵於皇權之前的功利，却正顯示，「工具化」而已，未能如西方宗教信仰的內化到人的自贖和淨化。何況，中國淪於「無神論」的「共產黨國」，只有「黨文化」的馴化，中國豈能期待還有「精神文明」？ 中國極權者的「整肅」運動，正是對之前「改革開放」的歷史反動；也是另一波的歷史虛無。極權者，不知經濟和社會唯有在自由的基礎上，緩慢步進的工程，才能有效地調理內部矛盾和外部均衡。否則，收回「改革開放」所釋出的空間，隨之而來的，是積累更多的矛盾和失衡，等待的是崩潰。 批判鬥爭作為社會時代產物的「優人」，無從淨化抽象的精神文明。自上而啟動的「收權」、「分產」，不是人民的啟蒙和自贖，中國的「墨索里尼」想學習「北韓」，却可能學成為亞洲的「委內瑞拉」。

浮世不靖，阿富汗政權不久前淪陷於實施極端「伊斯蘭教法」的「塔利班」恐怖組織；阿富汗人，不分男女老少，急於逃亡。 女人的驚恐不安，主要來自神學士掌控教法中對女人的「處置權」。女人，不是「人」，只是被神學士藉教法所規範的、可處置的財產。以上，是極端蒙昧的神學士如此地理解。 任意羅織，構陷入罪，尤其女人必須蒙面和罩袍包覆，不許單獨外出，否則，「塔利班」政權派出的「宗教警察」將憑主觀判定，當街公然以暴力對可憐的女人施以肉體上的懲罰。 拉丁文的法律語境中，對於藉法之名的專斷處置權有如下的記述：“Lex est Deus accusans et damnans.”；其義在指陳，指控者和定罪者的上意是法律；就是「依法起訴」和「依法審判」。 以現代的法律語境來理解，就是「罪名法定」的「法治國家」，其「天敵」是指控者和定罪者的「自由心證」。幸好！在進步的法律制度下，要求嚴格的證據實證的效力；其精義表現在：“證據之所在，乃敗訴之所在！”。 宗教神權的「教法」，用於規範治理「教民」，是一種生而為人的不幸和不義的遭遇，也是藉宗教而蒙昧自欺的典型。浮世上，另有極權人治的「皇權法」，以「朕意」為本。 近期中國正出現不同領域的藉法律而行「政治和精神」上的「整肅」。知名的「藝人」被「黨意」指控為「劣跡藝人」，不需有「罪名法定」所本，即突然從公衆領域消失，「片影」不留。稍早前，另有「黨官」被冠以「客製化的罪名」：“勾結政治騙子”、“靠網吃網”…等奇怪難以理解的「罪名」而被「消失」。 恐怖統治矣！看似有法律却無法可論述；於是，俺想到另一句拉丁文的法律語境：“Lex non promulgata non obligat.”；其義在提示，沒有被公佈的法律不具效力。 對台灣人而言，國會「奮戰」通過的「法律案」，必須經由總統簽署頒佈才能生效；此一過程，可以保障人民不會有飛來的「客製化的帽子」。

走過去矣！/ 不好意思，搖來摇去/ 姿式不好看，摇頭啊！/ 美姿走路，不忘練習/ 向馬學習！大腿帶動小腿！/ 抬頭挺胸，眼光放遠！/ 地上没有黃金，莫拾路遺！/ 凡走過的，必留下足跡！/ 幾年後，重提劣跡，天啊！/ 像豬在走路！/ 嘿！嘿！嘿！貓在偷笑！/ 歷史前科，舊事重提/ －《「踮起脚尖，惦惦來去無影無蹤，麻豆紀行」》－

亞當史密的「國富論」，其基本教旨在於「市場上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自由」與「價格」驅動經濟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使資源的配置達到最適狀態。 浮世的國家和政府，本身即是經濟中的一個參與部門，也應該公平地參與經濟的運行。然而，弱肉強食，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是以，「政府」代表「國家」出來調節強弱的力量對比，使得國民和國力能呈現健康正常的發展。 最近，阿富汗國家陷入「神學士」政權手中，佔有人囗半數的女人被趕回家，舉國回歸宗教神權的「政教合一」；已可預期地，國家和國民淪陷於宗教神權的掌控，必然以神學為本，不可有違教旨的「不當消費」，也不必期待有投資來帶動生產，更不可能出現有效的市場分配。 阿富汗國家的「國民經濟」將回到沒有自由和效率的原始市集狀態，注定成為內亂和恐怖不斷的「失敗國家」。既然要成為「神權國家」，較理想的情況，是學習「北韓模式」，膜拜神祉和閉關自守，過自己的「小確幸」生活。 阿富汗的鄰國，中國，也正在學習「北韓模式」；原則上，就是排外和懼外，外人都是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想要顛覆「神聖政權」。 在此，國家為何需要有自由的精神？政府何以需要有民主的選舉？司法何以需要有獨立的制度？就是為了讓國家富裕、人民幸福，無所畏懼地，可以實現每個人的意志和願望。 中國天皇習近平，據說是「經濟學博士」，顯然地，人是出身和成長環境的產物，他的 「理想中國」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劫富以求均，即是「共貧」也在所不惜。 中國的刼富，過程如土匪的強取，所依靠的手段，就是獨佔國家的政權暴力，先讓富人自公眾場域消失，強迫之前「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民營企業」和所積累的富裕交給國家來支配。之前，「改革開放」的「先富」和「共富」的趨勢已反轉到「刧富」的恐怖。 同一時點，台灣政府宣佈，下一年度將為就業前景可預期的和有保障的軍人和公務人員加薪，目的是分享國家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富裕，回報生命共同體成員的同國一命共渡風雨的奉獻。財源，必然是透過民主制度所形成的國會公決才能動支。 不同的國家神學和制度，以及政權所信仰的價值才是不同國家成敗的關鍵。在台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進程中，不可否認地，有不少人否定自由和民主，理由是吵鬧和無效率，反而嚮往中國的獨裁專制，以為中國富裕了，台灣沒救了！ 於是，看到阿富汗國家的政變，竟然投射到台灣悲慘的未來，寄希望於中國的拯救。敦知，中國正在返祖改制，...

「神聖」是至高的地位，近乎「神格」和「聖格」，被安置在「聖殿」。當「承諾與關係」被界定為「神聖」，而且是「不可侵犯」的程度時，綜觀浮世，只有「婚姻」可以比喻，不可以「始亂終棄」如同兒戲。 基督教文明的教堂聖殿正是為「誠信」作見證的場域，從人生皈依宗教的受洗、婚姻結合到告別人生的儀式，本質上，都是崇聖。 米國在阿富汗的撤退和放棄在此地的權力場域，可以回溯到二十年前的「進場」，為了「反恐」而「入侵」阿富汗，以國際法的角度去理解，當時在基督教文明的地區，不是没有可議之處，甚至被標誌為傷及貧窮無辜平民婦幼的「不義戰爭」。 站在支持米國的角度，米國自認有權利行使 「自衛權」出兵阿富汗，去殲滅當年「塔利班」包庇「九一一攻擊」的主謀原兇「蓋達」恐怖組織。 米國出兵的目的，不在於替中亞的「興都庫什地區」重建一個世俗的、民主的阿富汗國家，就只是想「報復」恐怖攻擊而已。 如今，回顧二十年來米國的出兵和撤退過程是一場可争議的，而且犧牲很大的戰争，應該不屬於「神聖」的「聖戰」，反而可以被標誌為「始亂終棄、犧牲夥伴」的故事。 米國的拜登總統和他的政府，顯然地，在意前總統川普君的嚴厲批評：「阿富汗撤退案」讓米國的國家誠信形象嚴重地被自己羞辱。 以「博弈」作比喻，米國拜登總統的昏庸和失誤在先，傷及基督教文明場域所崇聖的「誠信」，必須公開地重新奪分，唯有將被無端受不當類比波及的台灣，提高彼此的「承諾與關係」供奉在「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殿。 俺對「現象學」的解構，以「思想是語言之囚」作理解，米國的自我救贖，在客觀上，米國政府崇聖對台灣「承諾與關係」的說法是「危機管理」，以化解外交上的誠信危機。 畢竟，本案的獲益者是虎視眈眈的前總統川普君，失分的哀家還有中國的習近平，竟然讓長期宣示「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突然地被米國奪去，供奉在米國「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聖殿上！ 台灣，可以敬謝米國的「崇聖」加持，也警戒有併吞野心的侵略者中國。但是更重要地，壯大自己獨立國家的安全地位，使其穩若磐石，任何外國都不能輕侮侵犯。

又到大獎額彩券開獎的日子，常聽到家人許大願："老天保佑中大獎！"，然後嘞…看著俺，開心許下另一個大願："放心！會分你幾個億，有福同享！"。 多謝矣! 這時候，俺想到「阿扁前總統」的金句："有夢最美！"。說真的，俺不敢想到另一個金句："希望相隨！"。 「共享」，一個「共產主義」的話術囗號。最近，中國天皇習近平對其黨內下達指示，要求政策能實踐富人「共享富裕」。糟矣！中國的富裕人囗，甚至香港的富人，可能會半夜驚醒。 粗暴赤裸的意思，就是「報繳家户的妻女和牲囗數，拿出來共享！」。近日，另一個「哀家國」阿富汗的人民，也正在驚嚇奔逃；「塔利班武裝政教團」奪權後，已開始盤查和清算人民的户口與財產，尤其有女人的家庭，必須匡列人數和身份、年齡；適合徵用者，單身女人將成為塔利班神學士的「性奴」。 這也是，「塔利班」的奪權成功等於阿富汗女人的「世界末日」。在神學士的觀點，女人是沒有主體人格的財產，只有作為「性奴」才是戰利品。 同樣地，中國天皇習近平正在返祖的路途上，回到蒙昧又反智的毛澤東原始共產主義路線，只有國家和公產，沒有個人和私產，而國家又是屬於共產黨的「黨國」。社會上，若還有私產，則都屬於爹的，就是國家的；爹又是「老太爺」共產黨的兒子。 如此清算下去，社會上個人自以為努力或勞力付出而挣得的私產，都是承蒙老太爺的庇蔭和福氣，必須被迫拿出來共享 ! 一切的報酬，都要感謝「老太爺」的永遠偉大、光明和正確。 「共享富裕」正是誘人不勞而坐享其成，只能靠搶奪徵收別人既有的私產，然後就逐漸秏竭全體人民的積極動能後而淪為一無所有。人民都成為等待共產黨的再分配，賞給飯菜的奴隸。當個人的囗腹被共產黨控制後，「共享富裕」的美夢等於淪落到「奴隸制度」，將不再有自由。

阿富汗的民主政政體被「塔利班」奪權「暫時」成功。「塔利班」在「普什圖語」，就是修伊斯蘭宗教神學的「學生」。在伊斯蘭神學院的修業學生，結業後分派到宗教寺院出任神職；若繼續深造取得更深奧的神學造詣，有機會出任神學院的經師、教授。 伊斯蘭立教以來，一直有高度的不安全感；外來的威脅，主要來自基督教；歷史上，有三次有名的基督教「十字軍東征」，和雙方數百年來的大小衝突，不斷地互相迫害異教和異派系的信徒。 還有，就是伊斯蘭內部的分裂，出自教祖繼承人之爭的不同派系，各立「聖人」。也有出自教義的解釋分歧而形成分裂。當前，伊斯蘭主要分裂成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主的「遜尼派」和以伊朗為主的「什葉派」，對立已升級至國家的敵對。 阿富汗的「塔利班」是「遜尼派」；可以預期地，阿富汗境內的非遜尼派穆斯林，必須警戒來自「塔利班」勢力的壓迫。 教團何以需要武力？有可能出自護教和保護「清真寺」的需要而自備武裝和戰鬥訓練，組成「武裝教衛軍」。「塔利班」既是修神學的準教士，必然受到較一般的武裝鄉勇民丁有教訓規範，形成準軍事行動的紀律；也因此被賦予政治任務而形成「武裝政教團」。 這種出身的歷史過程，是人類的悲劇，出於小群人的宗教理念以武装壯大，再裹脅大多數被威嚇的人群，形成「宗教神權」的國家。在基督教，強調「神愛世人」，歷史上的「教皇」也曾有自己的軍隊，一般的草民，誰還敢有異端言行？「伽利略」也曾被教廷視為「異端」。 政黨和教團，在本質上，奉行「絕對主義」的信仰，大多反對「多元價值」，只相信自家「祖師爺」的「說文解字」，不可有異議。 現代的民主國家已不容許政黨和教團存在自備武力。以前的「德國納粹黨」有「武裝黨衛軍」，暗殺頭目不喜歡的政敵。「中國國民黨」曾有自己的「國民革命軍」，還自設「黄埔軍校」培養「黨衛軍」的軍官，捍衛黨的主義。 「中國共產黨」，至今仍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充當「黨衛軍」，也有「中國人民武裝警察」，簡稱「武警」。以上二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機器」，專司鎮壓不服中國共產黨專政統治的政敵和草民。 綜觀浮世的政教怪象，「塔利班武裝政教團」奪取政權，也可以算是伊斯蘭世界教派軍校的「武裝秀才造反」，二十年有成。在一片缺少民主成份的土壤，只有宗教信仰是主要的營養，「神學士」容易出頭天。 俺以前在天主教的修道院與神學士共同生活過，有一種感想：宗教的力量既偉大也可怕。

正逢疫情急速惡化的米國，在外交上又遭遇狼狽退場的惡評。確實，政治包括軍事、外交也是舞臺上的表演；退場的轉身下臺，也要注意姿勢和風度的「藝術美」。否則，時下的中國熱詞「甩鍋」就很赤裸地形容米國的「昏君」，拜登總統和他的昏睡政府。 前任的「地產商總統」川普君，總是愛捉弄和嘲諷老邁遲鈍的政敵「拜登君」是「瞌睡喬」（Sleepy Joe）。固然，米國的政治有搞笑嘲諷的特色，但是前後任的兩位總統却有「輕忽不懼」的盲目自信，以致禍到臨頭，才失態地冒出「沒想到」這個與總統身份不符的不當「三字經」。領航國政者有各類的訊息管道和幕僚群，就是不應該有「沒想到」的低級誤判，否則國家必有危險。 先不論米國從阿富汗撤退的理由多合理也多正當，但是退場的姿式和善後措施才是表現一個國家的品位和文化教養。在這裡，俺想到一個英文片語“take care of”，漢語譯註為「照顧」，用在「生活者」；若用在「往生者」，被譯註為「善後」，就是讓往生者「圓滿」告別人世。善待「往生者」的禮儀程序以示尊重是文明的高度和文化的教養。 同樣地，告別來過的地方或曾提供服務的空間和便利的場域，以整理有序後交給下一位使用者，更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日本人的多禮和貼心常表現在細節上，運動員無論場上的勝敗，必然整理收拾自己使用過的場域後才離開，不將殘餘物留給後人困擾。 漢語語境中的「狼藉」，反映著上一位使用者的文明教養和風度。小時候，俺的母親要求離開座位時，椅子必須回歸原來的桌下定位，以免害人又害己。至今，俺仍下意識地有收椅子的責任感。 回到米國的「政治表演」文化，在疫情初起時，「川普君」搶著扮演「戰時領袖」，想要表現卓越的領導力和打勝抗疫戰爭的英雄角色，結果米國的疫災不可收拾至今。 「拜登君」就任總統後，急著讓米國子弟從戰場上回家，表現收拾善後的卓越能力；結果不幸發生米軍C-17運輸機從空中掉下來阿富汗難民的恐怖情況，讓米國的國政管理形象大受折損。 大國不拘致命的小細節，再偉大善意的政策總是難以「功德圓滿」，却以狼藉收場。浮世一場空，老米「沒想到」會灰頭土臉。

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比起印度，更複雜和難以有效治理；這是俺與一位印度同學「喬治」在德國修道院交換國情時的見解。 印度有悠久的「種姓制度」傳統；在宗教信仰上，「印度教」信仰佔極大的人口比例，也因為宗教對大多數人的影響而使得政府的治理，在民主化和世俗化的進程中，難以擺脱來自宗教的干擾。 巴基斯坦與印度，自英國殖民統治獨立成為兩個國家，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不同聖域和神學釋義是不適合成為一個國家的原因。「喬治」也告訴俺，印度自己的內部還是有很多複雜的宗教和民族問題；他是「鍚克教徒」，對於自己出身的印度國家很有意見。 於是，俺想到巴基斯坦這個伊斯蘭教的國家，人民對宗教信仰虔誠，遇到必須「護教」的威脅時，激進又義無反顧地鬥爭到底。鄰國阿富汗的最大民族「普什圖人」與巴基斯坦人有同種之親，在對抗阿富汗內部的北方異民族烏兹別克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時，有巴斯基坦的同宗民族可以奧援。 理解民族與宗教的結構分佈後，再考量到地理與地緣的影響，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兩國都位處亞洲大山系匯集的崇山高地，歐洲人稱此區域為「興都庫什國家」。 地理上的分隔自治，千百年來以「部落族群」的血緣相依和宗教信仰而自足，不容易形成民族認同；外來的強權以為落後可侵，却又難以治理，最後以不符帝國統治的經濟效益而知難而退。大英帝國、蘇聯帝國和米國都以入侵失敗而撤軍回國。 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教團是一股宗教武裝勢力，抵抗外力的意志持久而堅強。米國即使介入二十年，也投入龐大的資源，但是新總統拜登和他的新政府，以及國家安全顧問團隊，顯然天真而昏庸，對阿富汗內部的民族與治理的問題太輕忽以對，竟然被自己扶持的阿富汗民主政府出賣，不戰而潰。

「思想是語言的囚徒」，阿富汗政府的迅速崩潰和難民爭逃的場景，在台灣成為不當類比的話語和想像，完全未經實證的分析。 總結而論，這是出自一九四九年渡海「避秦遺民」的內心恐懼和根深蒂固的「心魔」，就是風聞浮世有變局；就先自問：‘’台灣安全嗎？要不要趁早脱逃？‘’。 有以上這種不安的心理，台灣對於渠等，只是暫時歇脚的「不安之地」。米國護照、永久居留權、米元、米國置產，…等有助於脱離台灣的下一個棲身之地，都想「超前部署」。 剩下來的，還在台灣的日子裡，就是極盡可能地看壞台灣和唱衰台灣；內心非常期待自己的研判必然實現，以應證自己的先見之明。 顧好台灣和保衛台灣的重責大任，只能交給有志心在台灣，以身為台灣人的宿命，去面對台灣的前途。歷史的實踐證明，「生死與共」的意志和國家雖小，却有不可被輕侮的決心，才是讓台灣成為安全國家的保證。 那些對台灣看衰之輩，藉著米國在阿富汗的敗局，搶佔「話語權」，說啥麼：‘’米國不可靠！‘’；其實反映的，是自己傳承的「難民心魔」和自己不安於台灣的「靠不住」。

米國自阿富汗撤軍的政治決策，造成耗費龐大援助軍費和犧牲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崩潰，讓內戰的對手「塔利班」勢力輕鬆地接管政府。在民主國家，政權更迭常見；但是內戰的對手以武力奪得政權，必然繼之以鎮壓和逮捕反對新政權的勢力。以前堪稱自由繁榮的香港，落入極權中國的手裡，目前仍在「國安法」的戒嚴恐怖氣氛中；即是近例。 阿富汗的奪權勢力是出自激進伊斯蘭教的「神學士」為主，以極端的宗教律法迫害異端，等同回到中世紀的蒙昧時代。「絕對主義」缺乏容忍異見和拒絕包容多元價值。生命如浮草，在危亂之邦可見人心的不安定，各種人性的自私，表現在驚慌的落跑，實在不意外。 米國在近世的國際關係中，有實力扮演「拋棄者」，是一種「黑色的光榮」－ 「黑得發亮」；至於那些「被拋棄」的「哀家」，莫怪米國的無情和背信，只能怪自己可利用的價值貶矣。 不妨回想一下，「靠山山會倒」的浮世不可靠；只有靠自己厚植自身的實力，即使是小國也要勇於表現不可輕侮的意志。自信優於「堅若磐石」的空言；有聽過「海枯石爛」，就不會在乎「磐石」。 米國是「基督新教徒」建立的國家，本來就有浮世教化的「使命感」；對伊斯蘭教的阿富汗國家付出二十年的心血仍然全盤皆輸，只能賺到「仁至義盡」的「安慰獎」。 可議的自私偽善者，應該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的「歐盟成員國」，以往的「歐洲帝國主義」列強，視阿富汗地緣的「興都庫什地區」攸關歐洲往來亞洲的經貿通衢，在得知米國有撤軍的決策，已先打包撤軍落跑，讓米國忿忿不平。落跑，難免引起自己的情緒不平和不相關路人的不諒解。 ____________ 相關文章： 世界小事筆記 -《「出逃記」》 2015年12月18日 那一年,1949,大勢已去,港口碼頭、機場地上,東一落,西一落歐洲的名牌皮箱堆放著;藍色黨國的權貴,鳥獸四散找出口,小脚包頭的元配,風騷媚艷的姨太,大包小箱伴著,重要的家當都在箱內,不知能否平安出逃? 沉悶、焦慮、緊張的氣氛中,《藍老爺》煙頭丢到地上,厲聲斥駡一旁嘀嘀咕咕的元配。姨太,冷著媚色臉,看好戲似地,興災樂禍。 看樣子,大勢已去,大家心情都不好,脾氣也很大;出逃匆忙,"都沒人給我報告";説走又不像走,簡直是出逃!有差別嗎?沒有,反正,就是玩完了。 出逃,能帶的黄金、珠寶,大衣,都要帶著,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一輩子在官海撈寶,那個鳥地方,會不會是窮山惡水?管他的!先逃再說。 另一個場景...

對台灣而言，遠在歐洲「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正在展開三十年前脱離「蘇聯」虛構的帝國語境獨立以來，再一次地對另一個近世虛構的帝國語境「一個中國」的解構。 那把解構的「鑰匙」就是讓「台灣」以「台灣之名」，自「一個中國」的覆蓋想像和以此而虛構出來的「代表性」中，成就「台灣代表台灣自己」的獨立意義。這正是中國焦慮恐慌不已的原因。 「凡虚構者必敗於真實」，這是「現象學分析」的基礎：「回到事實」。歷史上的帝國都是虛構而想像出來的「偉大怪物」，終難逃起於自身謊言的局部矛盾而終至全盤崩解。 中國自己漫長的「皇權歷史」就是一部帝國不同朝代領域擴張和收縮的進程；「秦」、「漢」、「晉」、「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迄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有大有小和「多元民族」有多有少。以台灣‘’錯稱‘’自己的「中華民國」，就是繼承「清帝國」解體後留下來的「暫存的大陸記憶」。 「蒙古」，在一九一一年展開的脱盟行動正是「清帝國」解體進程中的先導者；而「中華民國」是在一九一二年建立，所繼承的「清帝國」領土，不包括早已是「日本帝國」領土的台灣。現在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公佈的「中華民國地圖」包括蒙古…等多國的疆域是虛構出來的「歷史疆域」。 帝國的解構進程中，讓「帝國主義」信徒焦慮者，正是「璞玉出土」，也就是台灣的真實出土。「東京奧運」開幕式上，日本國的官方電視台NHK以「是台灣！」正名來尊稱。立陶宛政府同意「以台灣之名」設立官方代表處，也是「台灣正名」出世的偉大進程。 這項進程的歷史意義在於解構「中國帝國主義」者所信仰的壓抑台灣以成就中國虚幻的榮光；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虛構包括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或在台灣的「中國遺民」所虛構的「一中各表」或「中華台北」，都難以避免被台灣的「事實存在」所解構。

芭樂是高營養價值的水果，童年時代的印象，咬硬芭樂容易損壞門牙。至今，俺有機會吃芭樂時，下意識地避開門牙，都習慣性地派出側牙上戰場，至今已有一顆上右側牙斷損，俺的牙醫建議植牙。 但是，去年初在下決定之前，正逢疫情爆發，牙醫又建議，等疫情結束再處理吧！牙齒受損，非短期的原因，也不應該怪給甜脆的芭樂。 自家的果樹清單上有「實生苗」長大的「宜蘭芭樂」和嫁接成功的「紅心芭樂」；其中前者是「本土品種」，結出來的果實「在欉熟」後，常引來「白頭翁」大清早飛來啄食。經驗中，鳥兒啄過的芭樂鬆軟又香甜好吃；通常，俺是看得到吃不到。 今年，「宜蘭芭樂」欠收成，反而是以前嚐起來有澀味的「紅心芭樂」已經掛果；經過梅雨滋潤後，果實長得更快。「立秋」當日，全台灣不少地區有澇災；俺看到報紙刋登的相片，宜蘭縣的縣長幫果農促銷「紅心芭樂」，水果切片是粉紅色的，看起來很誘人，不同以往的宜蘭土芭樂。 俺也發現一件怪事，白頭翁可能已習慣啄土芭樂，竟然放過「紅心芭樂」。鳥類似乎也會挑食，也許，「紅心芭樂」沒有土芭樂好吃。

看著金黃色的果實掛在枝條上，喜從中來。天時、地利給了台灣難得的戰略機遇，國運正向開展中！老天眷顧寶島，感恩矣！ 台灣，氣象圖上，眼看颱風就要衝過來，却過門轉身而去。才幾個月前，台灣的官民焦慮於百年大旱，各地的水庫幾乎見底，求媽祖和雨神皆有過，還祭出限水、節水措施；大企業甚至租水車進補備水。當時，俺也笑在心裡，台灣人太沉不住氣矣！天澤雨水必至！不急！ 就像「欠打」的精神焦慮族群，吵著疫苗不敷所需，不擇手段也要去偷打疫苗；俺也嘆息，何苦來哉？不妨稍安，依照秩序即可！看吧！日本、米國、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捷克，都慷慨贈送台灣疫苗，加上本土自產疫苗也即將上市，就怕自己嚇自己，終於不虞匱乏矣，心想必有成！ 再看吧！各地的水庫在梅雨降臨後，加上熱帶低氣壓雨帶籠罩，已經喝飽蓄滿，甚至得調節洩洪。遺憾者，盼水過頭，有些地區已出現澇災、路損。過與不及的浮世現象，調戲人們的情緒，造成起伏的精神現象。 本日是「立秋」節氣，各地都降下大雨，預告著秋天來矣！想著秋高氣爽的日子，又逐漸有果實可以收成；紅棗、黄金檸檬和無花果、馬蜂橙和紅肉橙，都是天賜的美好秋實。心情愉悦矣！

史學界重要的知識人余英時教授過世了。大約三十餘年前，俺曾閱讀余先生的重要著作「歷史與思想」，被其論述中國史學和文化專題時，嚴密旁徵博引的學問態度所吸引。那時候，即知余先生的學問廣博和嚴謹；此後，余先生的許多著作論述，俺也都認真閱讀和反思。 作為知識人，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信仰奉行不渝，蔚為一方大師；俺引為典範者，尚有被奉為「自由主義大師」的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教授，以「自由的憲法」和「到奴役之路」大作，在歐美國家力抗「大政府主義」的「凱恩斯路線」，以及鼓吹「以自由作為一切價值的基礎」，分析「社會主義」必然是使人群失去自由和獨立，成為「極權主義」制度的奴隸。 海耶克教授和余英時教授，一前一後的哲人，他們的思想論述對俺自青年時期以後的價值信仰有啟蒙的作用。余教授堅持自由民主，更有中國文化的情懷和鄉愁；但是，一般人以為，流亡異域者失其故土，就是文化鄉愁而已。 然而，余英時教授以“我在那裡，中國文化就在那裡！”，以此鼓勵有中國文化嚮往者，無論身在何地、何時，都可以自居中國文化的載體。 避秦之禍而不得不流亡異域，對於流亡者有失其根土的痛苦，但是唯有以知識人的自信和眼界，才能為自己的文化鄉愁找到命運的出口。 德國作家，一九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在「納粹黨」掌權後，自知難以見容於「納粹德國」，選擇流亡德國以外的自由地，落脚於米國加州，繼續為德國文化代言。湯瑪斯曼也以德國文化的載體自居，他說：“我在那裡，德國文化就在那裡！” 俺的知識人典範海耶克教授，出生於「奧匈帝國」時代，在歐陸被「納粹德國」蹂躪的時代，流亡英國，再輾轉到米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晚年任「講座教授」於德國「黑森林之都」的「佛萊堡大學」，開創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法哲學派」，被後人尊為「一方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