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私業」與「共業」》

「家臣」與「惡犬」，二者，都是被圈養，看「主子」的臉色行事。換言之，沒有自主的覺悟，沒有「人性」是當然的；二者的本質，就是「奴性」。古代有「畜奴制度」，「養犬」更是遊牧時代就有了，「獵犬」和「牧羊犬」，被訓練作為「獵」與「牧」的驅動工具。

人類的社會制度，從封建到民主，有漫長艱辛的奮鬥歷程。人，生而不平等；更何況，自由從來不缺敵人。「為奴」與「為犬」，有「精神病理」上的病因；也有生命的無奈，失去自由而被圈養；自此，人失去了自由選擇的空間。

人，無自由就無選擇！在民主時代，顧名思義，人民作主，有了選擇；人民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歷史的變異，在於「人性」之中，存有詐欺和背叛。人，也有無奈的迷失，因信任而作出選擇，却被背叛；那是情感上的傷害和理性的沉淪。

現實的情況，在特定的時空，人會見識到「業」；「私業」與「共業」的禁錮。探索因果；少數人的「私業」與多數人的「共業」，互為對立，却是同源；出自於「人的奴性」，自甘沉淪。

「奴性」，是一種死心塌地願意「為奴」而受支配，被驅使的「癮」，也就是「依賴」。精神上的「癮」，必須以「啟蒙」救贖；生理上的「癮」，必須以強制手段去除，却因此，讓受支配的精神，更加亢奮，而得到「高潮」，於是一再依賴與期待「他者」，而成為死心塌地的「虛無信徒」。

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太普遍了；小自「煙癮」、「酒癮」、「藥癮」、「窺癮」、「偷癮」、「暴力癮」；乃至「死忠粉絲」、「X教信徒」、「深X色」。以上，我稱之為「奴癮」；難道，僅限於一般人嗎？

不，既然是「人性」的變異，則「奴性」無所在；「為奴」的誘惑，甚至出現在受高等教育的人身上。傳統的觀念，以為「讀書人」「知識」程度高，對於「常識」不足，也普遍包容，頂多嘲笑為「書呆子」，不如市井巷道的販夫走卒。但是，世間最冷血無情和殘酷無義的人，也多為此輩。

歷史上的「法西斯」幽靈，再變異為「種族滅絕」的「國家暴力」，是由兩類惡棍為之，「黑手黨徒衆」和受高等教育的「嗜權者」。以德國「納粹黨」的組成來檢視；正是如此。

哲學思想史上，以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而卓然有成的「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和她在德國「馬堡大學」時期的業師，後來被指控為「納粹黨」同路人的「存在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教授，在「納粹德國」興起時，暫停「師生戀」的浪漫與曖昧，各自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方向。

「阿倫特」走上流亡，後來到了美國，成為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教授；「海德格爾」留在他寄予期望的「納粹黨國」，如同有些知名的知識人和文化人，投身為「極權主義」「嗜權者」的「家臣」；戰後已無從說清那段「黨國時代」的不堪過往。

在反省的意義上；「讀書人」所學何用？自甘背棄所學，投身「黨國」，仰虛無的「嗜權者」的氣息而呼吸，成為看守召喚「家犬」的「家臣」，與同屬平庸不堪的「嗜權者」成為「主僕」。對外，却色厲內荏，任强權外患頤指氣使。

在情急之下，「嗜權者」竟然驅使「家臣」，召放「家犬」咬人；正是「阿倫特」為《「艾希曼」受審案》，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對邪惡的平庸者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 中，所指控的「平庸者為惡」。

「阿多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 ，為「納粹黨」高官；是「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方案執行者；他既非「狂熱的」信仰者，也非「反社會」者。他就是那種相信「為官」就是要聽命辦事的「一般人」，因此，在面對大是大非的重大選擇時，可以昧於事理，認為死心塌地願意「為奴」而受支配，是安全的和討好的。

殊不知，一群願意「為奴」者類聚，必然「狼狽為奸」，種下禍根；這正是「邪惡的平庸者」(The banality of evil) 的本事。「家臣」與「惡犬」，以「私業」而成全體人民與國家的「共業」。可嘆啊！

關於「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的「師生戀」，我另寫《那一年冬天，在馬堡，等待他點亮燈！》文章；在此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