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筆記 -《無法說法》

其實，不必自欺欺人；多數人民對於法律信心之破敗，原因在於反動的政權，視法為專政工具的「魔法」，是用於統治和欺騙人民的「說法」。經歷過「戒嚴」時期的「戒嚴法」的專政，整個司法體系的建制，和「司法官」的養成教育，普遍地欠缺保障人權的正義觀念和生活常識，而以服從「黨國利益」為原則，憲法如虛幻的「天方夜譚」。

以前黨國「戒嚴當局」的御用司法官，迎合當權者的意志，在整肅政治異議者時，寧可株連，也不放過；製造冤、假、錯案；敢「叛亂」者，必然被「亂判」。「司法官」體系的近親繁殖，所形成的威權和保守心態，迄今依然可見殘留，而成為「解嚴」後，民主深化和法治建設的障礙。

「戒嚴」時期的憲法，自廢「優位原則」，授權「戒嚴當局」自己取法。「解嚴」至今，「法治」和「法制」的格局，依然殘存「黨國意識」的色彩。更嚴重地，「司法官」圖自身的利益保障；人民，也只在意自己的「司法毛利」而已。在欠缺「法之公義」的社會；人民的正義感是軟弱的，甚至想逃避而無所謂公義。

「法治」的失敗，就是「沒法」可行，只有想「辦法」；因此，大家都得先有個「說法」，才能想出「辦法」。現實社會的「關說」，如同「色情」，就是源於人性和市場的需求，讓彼此去想「辦法」的文化現象。出自於道德的責備，如同歐洲「中世紀」的獵巫神棍，虛無極了。

「關說」，是人性自利的表現，無涉善惡，而是溝通和理解；除非涉及法所禁止之對價利益，或被「關說」的助益者，損害公眾之更大利益；這也是進步社會尊重「公關遊說」之存在，但是以法加以規範的原因。當權者以「關說」為道德罪惡，卻又未能在程序法上，完備「罪刑法定」的條件，必然自陷於法的迷障；失敗，實屬必然。

反對「關說」，並且以「大是大非」的「道德優越」扣人罪名者，其實不妨捫心自省：自己，真地不曾為自身或親朋好友的私利，「關說」請託，或寄望有「辦法」的助益者；或自己不曾慷慨公部門的利益徇私「摸魚鬼混」；或不曾耗用公資源，接受親朋好友約談私事？

「法」，對於世人的心理意義，其實是「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自我約束；不是用於約束他人的枷鎖。世間最不堪者，就是以「道德為法」的「偽君子」；所謂「作法自斃」，乃是必然的！

《圖片來源：Wikipedia；說明：「速描圖」的作者為Franz Kugler，描述偉大的德國法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 年8月27日 ~ 1831年11月4日) ，在「柏林大學」講堂，向學生講述深奧的「法哲學原理」(1818 年~1820年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