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筆記 -《召喚童乩》

作者： Ray 星期三, 6月 15, 2016

言行是潛意識的流露；有些看似瘋狂而不可思議的言行，可以追溯到內心的認同情結，源自童年成長的記憶。

已開發國家的人口平均壽命約八十歲；中壯年期在四十到六十歲；以「孔仲尼」的自述："五十知天命"；也就是，人生到此年紀，有人生已過半，向晚看夕陽的無可奈何，意圖呼喚夕陽留步而不可得。

是以在面對現實的無奈中接受無奈而不甘心；尤其以往的認同困惑，被現實情勢的發展所替換，更是逼迫自己去證明，以往自認英勇的人生，是足為後世典範的偉業。

從總統以下的政府大官、企業老闆、軍隊的將軍、老兵，都喜愛訓勉聽眾、尤其後生晚輩；述說自己當年的艱苦奮鬥和偉大，無人能比。換言之；自己是正確價值的主體。

因此，「素珠趕"難民"」、「大叔踢正步」，「後座搶駕駛」、「卸任不放手」都是「童乩遺緒」，走不出自己的過去。台灣，曾經有過經濟增長、富裕幻覺的歲月；目前中壯年向晚階段的「大叔」和「大嬸」在風華散去的時代，有異常的言行舉措，是「青春期叛逆」的迴光返照。

核心的問題，還是："我是誰？"；"我從那裡來？"，"我往那裡去？"。自戀、自怨、自憐、自閉，都是源於認同困惑，而走不出自恨而恨人、恨事、恨物的潛意識禁忌情結；那是自己出身的過去，有壓迫、恐懼、匱乏、爭吵、打鬧、責罵，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哲學的意義追尋，是有助於個人和社會、國家有更積極的正面發展，若以"我是誰？"的問題為起點，去思考偉大的德國哲人「康德」的相關問題："我想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我應做什麼？"，則人生的意義、幸福和自信都可以自得；國家和社會也會更多元包容。

《圖片來源：Wikipedia, Léonard de Vin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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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客觀存在的被告知的治理規則和標準；立法、執法和審判各個領域，務求精確可行；所以，法律各個領域的文字與用語皆有所規範，不可任意而模糊。在德語法律文明的國家，以德文表述的法學思想和法律實務，被視同對科學的敘述和解釋；更是專業。歐陸的「大陸法系」和英國的「普通法系」的法律文明，承受古老的文明，深受「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法律文明和思想的深遠影響，文獻浩瀚；除了各個民族的語文之外，若能夠多具備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語文能力，有助於理解歐洲法律思想的沿襲。對於法律的程序和條文的適用與解釋，以實證上的理解，最大的惡意，來自政客和官僚系統，以及自甘墮落的法吏和法匠；也就是國家和政府的治理者。對於法律的適用者，在面對適法和程序有疑義時，所援引遵守的原則，就是「合法」和「正當」。實際上，有些行為與言行是「合法的」，卻是「不正當的」。因此，「合法」只是必要的條件，都仍需要有充分的條件，以成就「正當」。在政治上，古老的智慧："大位不以智取 "，正是堪為坐上國之大位者，必須自許，而能光明正大地坦然上任。官僚與惡吏，有權在手，普遍的習性，是不願承擔責任；又想以法制人。於是，在官方的文書和用語上，常見"似有疑義 " . "似無不法"，或"於法尚無不合"，"台方似可自行依法辦理，..."，…等的「官腔」。「法治國」的文明和負責的文化，可以從一個國家的官民，在日常的用語上，判別進化的程度。鐵道官僚通告："火車似將誤點"；婦產科醫生："小姐，似有孕在身；恐須謹慎用藥，庶幾無意外"。中央研究院長的人選；總統意圖破壞遴選傳統和肆意擴權，以中央研究院的遴選過程，"雖有瑕疵於法尚無不合"，而曾想召喚院長人選，前去總統府，供其面試評比。這項意圖，除了官大學問大的權力的傲慢心態使然；更是意圖臨去之前，對院長人選進行政治審查；以窺測下任院長的思想走向，可否是「久而共識」的「同路人」？面對有入圍的院長人選籲請總統澄清"雖有瑕疵於法尚無不合"，以求遴選程序的「合法」和「正當」。「總統府」的「高見」，竟然答非所問："「總統府秘書長」的回應就代表「總統」"。堂堂的國家最高政府機關，對於法律所要求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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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權貴的情婦之一，她應該享受過人間的各種精緻品味和庇蔭；尤其她曾經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Louis XV；*1710年2月15 日~ +1774年5月10日）的情婦之一。因此，當後來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發生時，她也就成為改朝換代後，革命黨人必須送上協和廣場斷頭臺的人選之一。當男人詮釋時代的一切精神價值和論斷道德是非時，男人掌控了世間的一切權力，包括女人的思想和身體，還有她的生命。想要成為權貴的情婦新寵，很容易嗎？不，作為女人，除了姿色，還得要有一個讓人留下印象的身份頭銜，然後等待遇到權貴的機運，最好能在故作無意中，被那個男人看中。在那個氛圍中，女人絕不能主動說；“等一下，先生‧‧‧！”。這時侯的隱忍不說，對於女人，注定是無奈，也是此生的悲劇開始。瑪麗-吉安娜，杜巴利伯爵夫人（Marie-Jeanne, Comtesse du Barry； *1743年8月19日 ~ +1793年12月8日)，就是一位悲劇女人。她的出身，可以算是灰姑娘；但是，因為她那高盧女人少有的金髮，吸引了巴黎社交界男人的目光，他們很難忽視她的存在。隨後，她擺脫平凡，成為交際名媛。巴黎著名的妓院老闆吉安，杜巴利（Jean du Barry）看上她，然後包養她，投資在她身上不少心血；並且改造她的品味，以迎合當時貴族社會的藝術和風流嗜好。為了搭上貴族階級，吉安‧杜巴利將她轉手給自己的兄長，吉里諾姆‧杜巴利伯爵（Comte Guillaume du Barry），讓她透過婚姻，以取得伯爵夫人（la comtesse）的身份頭銜。此後，她成為今非昔比的顯耀社交名媛，最後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圈成員之一。她的專業情婦生涯任內，熱衷於珠寶的收藏；美麗的女人因珍貴的珠寶而更加亮眼，卻也成為她致命的關鍵。 1793年12月8日這一天，她被革命法庭送上協和廣場斷頭臺前；莫名所以地焦慮和恐慌，迫使她竭斯底裡叫喊她名媛生涯中，隱忍不說的那幾個字“等一下，先生‧‧‧！”。只是，這時候，她喊的是更完整的，意圖表述她的無辜；但是，她的呼喊：“等一下，劊子手先生，一下就好！” "Encore un moment, monsieur le bourreau, un petit moment" ，卻成了存在主義式的命運句點。然而，誰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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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學齡前，我出生的老宅出售了，搬家了！當年，情感上很難割捨，似乎，正值童年，附近的玩伴和記憶，讓我很難放下那種舊情。有時候，獨自外出時，會不自覺地走回老宅，在上鎖的老宅大門前，坐上些時刻；老鄰居將見聞告知祖母；老人家很不捨，淚濕眼眶地告訴我："阿孫へ，咱已經搬厝了，古厝是別人的了！"。即使老祖母如此慈祥地提醒我；後來上了小學，總會在上下學途中，潛意識地往古厝老宅方向走過；直到「小五」，轉學到另一個方向的學區，「惡補升學」的時間緊促，才放下那份對老宅的依戀與執著。許多年後，我在外島「金門」服「預官役」，前線部隊中的一位「老士官長」，少小離家，思念中國「陝西安康」的老家；我讓他放羊到山丘上，可以象徵性地望向彼岸的中國，以撫慰內心的思鄉之情；在那看不見的想像中的故鄉，有親情和回憶。「老士官長」，黃昏下山後，總會邀請我，以後，一定要去他的故鄉老家喝酒。當然，沒能等到「老兵返鄉」的解禁，遺憾了！人，有念舊的本質，那是情感的記憶；甚至，事過境遷後，即使是艱苦不堪的境遇，也可能美化，而保留下來了。本來，在故鄉是因為難以生存；或因為時代的情勢所致，而離鄉背井，卻很自然地將故鄉的一切，都轉化為鄉愁。「鮭魚返鄉，狐死首丘」；念舊，讓人生有了足跡；割捨依戀，讓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和世界。人的足跡，才是美好的情感來源。後來，我到德國求學，結識了一位中國出來的學者；他是「文化大革命」時代，「上山下鄉」的「知青紅衛兵」一代。我們談到了各自的故鄉和牽絆；他向我敘述，「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被迫停課後，他參加了「紅衛兵」在全中國的「大串聯」運動，要打倒一切「四舊」，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與夥伴自中國的關外東北「白山黑水」的故鄉，搭免費火車到關內，參加「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盛大狂熱的集會，接受「毛澤東」的檢閱。「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過後，夥伴們被安排分別「上山下鄉」，去向「貧下中農」學習，建設「新中國」。他被下放到內陸西北「甘肅」貧窮的鄉下，歷經十年；直到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才得以返鄉和回到大學。孰知，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後的鎮壓，他逃出了中國。作為理想落空，而茫然虛無的一代，他向我提到「故鄉」的意義，有不同的境界；「有童年記憶」的地方，是「原生故鄉」；「有付出心力」和「投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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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學時代，我讀過「諸葛亮」的「出師表」，對於「孔明」自述，曾隱居躬耕於「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當時，不知為什麼？我竟然也有些許的嚮往之心。或許，當年是「戒嚴時期」；外面的世界，充滿了禁制的障礙和告密與陷害；我才會認為，人的內心世界，比外在世界單純多了。現在回想起來，社會上，至少有兩代人的心靈是受到「戒嚴時期」的壓抑而被扭曲的。因此，「解嚴」後，多年來，我在公餘時間也經營自己的「雜樹林」，和安居於書房，找尋自己的心靈世界。我的理由，其實是很單純的；那就是，我想要為自己，在青少年階段，那應該是一段追求人生「真、善、美」的歲月；卻在謊言虛假的外在世界中，讓心靈和思想蒙塵了，完成自我的「救贖」？我的內心裡，究竟還有多少「威權」的思想行為，是受到「戒嚴時期」的影響和塑造，而不能自知和覺悟？甚至於已經內化成了「偏見」和「成見」？「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我既然無奈於，曾經在那個不堪的時代生活成長過。那麼，我會認為，我是完好無瑕的"環境的產物"嗎？我常回想起，在德國求學的歲月，望著大學主講堂，或圖書館建築的外牆上，鐫刻著「拉丁文」的銘文："真理使你們自由！"，而這正是我鼓勵自己堅守的價值信仰，從「奴性」的世界中解放自己，回到「人性」的世界裡。「基督教」的教義，強調人生而有「原罪」；想到這裡，我難道不會有「無奈」和「無辜」嗎？我受自於我摯愛的父母；他們，曾經走過比我更艱辛的時代；也有「失語」的苦痛！我，至少還能說、也能寫，來表達自我的意志；而這一切的可能性，卻是不斷地自我掙扎而爬上岸的。現在，我對於出生在解嚴後年輕的「新生代」，我總是充滿了「祝福」與「期待」；每次看到他們，笑得好、吃得好、玩得好，也學得好。總覺得，這才是應該的；文明的進化程序，本來就應該「下一代」比「上一代」好。否則，那必然是我們這一代的「無能」。所以，在面對「新世代」時，我一定經常提醒自己，不可以有「威權思想」作祟，而是要鼓勵「新世代」能夠有「自由而充裕地」學習的機會。至於，不論「得或失」，都將會是人生的資產。現在的季節，應該是已進入炎熱的六月初夏了；之前，兩天的梅雨，滋潤了我的「雜樹林」；假日，坐在書桌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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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潛意識中，若有殘存著奴性；會在缺乏權利意識的時刻流露出來！近來，台灣的法院分別對不同的案件作出了被告無罪的判決。很奇怪地，長期以來，司法案件中的原告或被告，在起訴或判決有利於己方時，當事人，甚至於律師，乃至於公訴人自己，竟然會脫口而出，"感謝司法！還給清白或司法是公正的！"。對於這種表述，真的很奇怪耶！從一國人民的法律意識的水平，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究竟是封建意識殘留，或是已經進入了市民社會的階段？不過，聽到感謝的表述，司法官的心裡，不外乎暗自高興或自認為是正義之神，暗笑實至名歸吧？！其實，每當聽到這種感謝的表述，我的內心總會有些感傷或悲哀；司法是國家體制的部份建制；也是國家自認正義和神聖的衍生機器組件。人民的權利主張，有時候無奈地必須訴諸於司法，和飽受司法的折磨；苦不堪言，誤盡了多少人生的寶貴歲月。民主國家自許的存在價值，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嗎？但是公平正義也包括在內嗎？國家做得出來嗎？無奈地是，國家製造不公不義的可能性，還高於人民的犯罪率。司法案件，如果有了起訴或判決，無論是公訴》或自訴的案件，原告或被告；到時候，總有一方會作感謝的表述；同時，也有另一方會感到憤憤不平；更多的是，當事人都得到了不明不白的正義公平，或遲來的正義；但是，那已經不是正義了。司法真的是正義的代表嗎？司法官也是人，卻在穿上法袍，坐上那個位置後，幾乎都自我昇華為正義之神和道德聖人了；表面上，必須強忍住心中的偏執，而沐猴而冠，做作地裝出神模神樣。但是，司法官也經常穿幫露出凡夫俗女的本性，咆哮公堂以訓斥訴訟當事人，而貽笑大方。讀了幾本法律專書後，司法官就變成了神，而且還是正義之神；真是會氣死神父和教宗！司法，在這麼多種混淆不清的真相出來的時候，不只沒有真相，更沒有正義。司法，早已宿命式地自我否定了；公信力也作賤自己而破產了；無論作出何種判決，都注定是一個多餘的廢物機構了；只剩下司法人的自我感覺而已。在台灣，司法不受人民的信賴，而成為被嘲笑戲弄的對像，是長期以來，司法自甘沈淪的惰性使然；其中，最嚴重地錯誤，在於自甘淪為供政權驅使的鷹犬，仰權力者意志和鼻息的後宮媚妾心態作祟。法律人習法，而沒有為正義和為弱者的價值信仰，長期近親繁殖地自成封建幫派，脫離了人民的感受，而自認為有尊貴的社會地位，毋寧是自欺欺人。人民，納稅給國家，供養了一群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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