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筆記 -《「綁匪」的「以法治國」》
這個國家，自「清帝國」末期的「變法維新」，到自稱革命的「新中國」，再到「改革開放」後的「大國崛起」；已經過一個多「世紀」，始終陷溺在「皇權人治」的語境和困厄中，無從超越。即使，物質文明，看似吃飽、穿好、熱鬧；法的建設和文化，無從表現出法治的文明。
「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造反有理」，以「革命」和「反革命」而「治人論罪」，到「習近平」時代的「以法治國」的「極權統治」；「法」，在中國，呈現給外界「人治皇權」的「工具意義」；無從形成「法治立國」的「價值意義」。
在中國，「以法治國」無從作為西方「羅馬法」文明傳承而發展迄今的「依法治國」的「同質」；中國，反而經常自曝「以法治國」語境的淺陋，成為外人「危邦不入」的「恐怖國家」。
中國的各式法規，多如毛髮，卻都是權力統治的「工具」。法的「意識」和「意境」，無從讓人尊敬和尊重；主要是在法的語境中，核心是「人治」的「權力意志」，「以法治人」，尤其是「權力集團」的獵物。
台灣公民「李明哲」入境中國，隨即失蹤；有限的訊息指向，中國政府自己承認，"人質"已落在手中，涉嫌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其他的訊息，則放給「小道」和「掮客」，去向「李明哲」的家屬傳話。
這是典型國家暴力的「綁匪手法」；喚起我輩中年以上，或經歷過「二二八屠殺」，或「戒嚴時期」被「白色恐怖」壓迫的台灣人的記憶，甚感不恥中國，竟然淪落為「伊斯蘭國」的綁匪行徑。
中國的「以法治國」，本質上只是實踐權力支配的意志和「斂財」的手法；中國的「國家法權」的實踐，竟然有「公權力」配合和放任的「法權代理」，也就是「掮客」；利用受害人家屬的急切和無助，意圖混水摸魚，能撈就撈。
一個大國，墮落成「綁匪集團」，侈言「以法治國」而虛無；只能以另一種角度去"看待"：「綁匪集團」已經進化至「以法治國」。
「人治」，而且自述「以法治國」，將自證「羅馬法」的法律文明所傳下來的警惕："最高法律常是最大的不正義(lus summum saepe summa est malitia)" 。「工具意義」的「以法治國」，在中國正向世界呈現不義的恐怖。台灣人謹記："危邦不入"；更重要的是，看穿中國國家暴力的恐怖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