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筆記 -《主權與法治國》
對於某些涉及負面行後為的事件，社會自有一套價值評價的標準，却有優位先後的順序。例如，詐欺行為令受害人痛苦；社會的正面力量展開反制；對於抓到的嫌疑人；有一種極端旳意見，未經偵查、起訴和審判的正當合法的程序，即認為，應予迅速地處理掉或交給有處理效率的勢力來處理。
社會上存在這類意見，正說明了社會存在法西斯的基因；對於自認負面的嫌疑，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全部捉起來迅速地滅絕，即可眼不見為淨和減少事端。
納粹德國，就是藉著社會上存在偽正義和假高貴的社群呼聲而設計《最終解決方案》，將社會上有些自認主流的勢力所認定的“敵人”，包括“猶太“、“辛弟”、“羅曼”、“殘障”、“精障”和被《黨國》認為“不正常”的“同性戀“、“左派”、“自由派”、“社運人”、“各教神職”，那些看起來或聽起來不乖的“怪異人士”，逐一打盡。
剛開始，不少人認為，希特勒的納粹黨有魄力和效率；可是，自己身邊認識的人無故“被失踪”，愈來愈多。等到發現，自己也感到是下一隻“待處理”的羔羊時，已没有能力反對“被失踪”了；也無人可為自己說話了；自己已淪為國家和社會上的“壞人”。
民主國和法治國，看似程序複雜而無效率，却是傳承羅馬法文明的偉大價值：“無罪推定”(Nemo praesumitur malus nisi probetur)，除非有嚴格的證據，足以最終定罪；否則推定任何嫌疑人都是無罪的。另一項偉大的價值是：“任何人，不應該被迫承認自己是有罪的”(Accusare nemo se debet)。
從這二項法哲學的偉大價值出發，即使再痛恨，或不喜歡、不欣賞有負面行為的人；除了終審定讞的法官，任何人都不具有法定的權力和權利未審先判；包括受到言論自由保障的媒體；前述的偉大原則，有一天都會保護到現在對嫌疑人的罪嫌行為，表示痛心疾首，口誅筆伐的人。
也就是，任何人，無論持何種立場，都唯有在法律之內，才能享有最大的保障(Libertas in legibus)。若意圖有速決的“治外法權”，則最後的受害者將會是自己。
德國，正因為經歷過納粹黨國的政治決定司法的黑暗時代；因此，戰後的聯部共和國和人民，嚴肅而認真地捍衛法治國的原則，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審判，以及司法程序正義，抗拒任何政治、經濟和宗教勢力的干預司法。
近期，德國著名的公共電視，《德國第二電視，ZDF》一位節目主持人鮑爾曼，看不慣土耳其總統艾多剛的愈來愈獨裁專制統治，而公然以不雅的言詞嘲諷他；引來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抗議，認為鮑爾曼“公然詆譭外國元首”。
艾多剛，直接告訴德國聯邦總理梅克爾，必須下令聯邦司法部偵辦和起訴鲍爾曼。如此的外交上的強勢交涉作為，即使梅克爾只是猶豫婉轉地解釋和答覆艾多剛總統，有關德國的司法程序，就已經觸怒德國大多數人民，對於法治國原則不容侵犯的敏感紅線，對艾多剛與梅克爾的溝通和對話很反感。
四月十六日，德國媒體(tagesschau)的及時問卷，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的的受訪者認為：德國聯邦政府受外國的干預而若有意動用司法檢察啟動《鮑爾曼案》的處理，則是不對的(nicht richtig)。梅克爾總理，已因本案的軟弱立場而受到德國人民嚴厲的批評。
在本案，土耳其作為外國，即使自認戰略地位重要，有助於協助歐盟，尤其是德國，安置遣返的難民；大多數德國人民仍然不同情艾多剛被鲍爾曼羞辱。理由很簡單，既不民主，又法治不完善的專制國家所造就的獨裁強人總統，只要不被扼制進犯的野心，就會像希特勒一樣，得寸進尺，勒索無度。
鲍爾曼，只是一個在德國的個人和媒體評論人，而艾多剛越界，不僅妄圖干涉德國的司法、內政、人民的言論自由，也侵犯德國的主權。土身其和艾多剛，應該閉門反省，為何被一個個人嘲諷羞辱，就難以忍受？那麼，許多被艾多剛和土耳其政府迫害的人民，該向誰討公道和伸張正義？
